金融/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顾问、经济学家）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演变的今天，营商环境已超越单纯的行政效率范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法治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标尺。它既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空气”与“土壤”，更是一国吸引全球资源、参与未来竞争的核心“软实力”。

作为长期关注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治理的研究者，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优化营商环境已进入“深水区”，正经历从依靠“政策优惠”到构筑“制度优势”的战略转型。其核心路径，在于协同推进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系统构建一个具有自生能力、富有韧性与活力的现代经济生态。

一、战略升维：从“对标规则”到“塑造生态”

营商环境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发展生态的竞争。面向未来，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评价体系的指标变化，更应致力于培育一个能够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的良性生态。

1. 绘就“领跑”蓝图，锚定全球坐标

到2030年，中国营商环境整体水平应力争跻身全球前列，关键指标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这意味着须在政务服务效能、法治保障强度、市场准入公平性等维度，向新加坡、丹麦等标杆看齐。上海市委党校汪仲启教授指出，上海的经验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已从“要素供给”转向“生态共建”。这揭示出深层逻辑：未来的建设重点，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重构。自贸试验区等服务开放平台，正是这种重构的“压力测试区”。金思宇教授强调，这类“试验田”的核心使命，是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预计到2030年可贡献超过50项创新经验，带动全国营商环境能级整体跃升。

2. 拥抱“数字文明”，重塑治理逻辑

数字化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重塑政府治理与企业服务底层逻辑的关键驱动。到2030年，应力争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覆盖，跨省通办率超过90%。借助区块链等技术建立可信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能有效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跑替代企业跑”。金思宇教授认为，数字化赋能本质是治理理念的革新，应推动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智能服务转变，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政策精准匹配与主动推送，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增强治理的普惠性与精准性。

3. 厚植“绿色底色”，引领未来潮流

将绿色发展深度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赢得未来竞争的内在要求。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应较2020年显著下降，并建立健全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这不仅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承诺的践行，更是吸引绿色资本、布局绿色科技产业的重要基础。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中国已占全球绿色投资超20%的份额。金思宇教授指出，绿色转型是营商环境的“升级包”，通过完善碳市场、支持绿色技术产业化，中国有望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使“绿色”成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鲜明标识。

二、制度突围：从“边境开放”到“边境后规则”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规则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成为破局关键。这意味着开放重点从传统的“边境上”措施（如关税），转向“边境后”的规则、规制、管理及标准对接。

1. 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打通“血脉”

主动对标并融入CPTPP、DEPA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是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必由之路。目标可设定为：到2030年显著提升服务业开放度，并大幅降低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合规成本。商务部研究院张威副院长认为，未来五年是制度型开放全面深化的关键窗口期。经合组织研究亦表明，降低数据流动壁垒对贸易增长有显著拉动效应。金思宇教授分析，中国对接高标准规则，不仅旨在更好地“引进来”，更为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塑造话语权，尤其在绿色金融、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推动国内先进标准“走出去”，参与乃至引领全球规则的形成。

2. 强化法治保障，筑牢“定盘星”

法治是营商环境最稳定、最可靠的基石。必须持续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确保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教授强调，需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国际公信力，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金思宇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治理模式从“政策驱动”迈向“法治保障”的根本性转变。通过确立公平的法律地位、建立动态优化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法治化环境将成为稳定社会预期、提振企业家信心的“压舱石”。

3.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涵养“水源”

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建。上海宏观经济学会王思政会长提出，营商环境建设应深入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金思宇教授建议，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政府需持续优化服务、当好“店小二”；企业应积极反馈诉求、投身创新；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社会组织则要发挥桥梁与监督作用。通过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推动政策制定更加贴合市场实际，形成“亲清”互动的良性生态。

三、韧性发展：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引领”

营商环境优化的终极检验，在于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系统韧性的实际贡献。

1. 激活创新“第一动力”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研发税收优惠等政策显效，到203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应有显著提升。欧盟创新报告显示，中国在数字与绿色技术专利领域已位居全球前列。金思宇教授比喻，营商环境与新质生产力犹如“舟”与“水”，优良环境能滋养创新，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融合。通过发展“科技保险”、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等举措，可有效分散创新风险，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

2. 增强外资“磁吸效应”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方面已具强大优势。预计到2030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研发中心数量将持续增长。金思宇教授认为，只要坚持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配套能力与创新潜力将持续转化为强大的“磁吸力”，“投资中国”将成为跨国企业的长期战略选择。

3. 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增强国内产业链的“根植性”与“韧性”至关重要。应致力于在关键领域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同时通过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优化供应链布局，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金思宇教授强调，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引凤来栖”，更能“助凤长栖”，使中国产业链在全球分工中既深度参与，又具备强大的内生稳定性和升级动能。

结语：生态优则百业兴，环境好则信心足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关乎长远发展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现代经济治理规律的深刻实践。

展望未来，当中国在数字化治理、绿色低碳转型、制度型开放等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当法治精神与政策稳定性成为国际公认的标识，我们将成功构筑一个既彰显“中国效率”、又符合“国际风范”的一流发展生态。这片肥沃的制度土壤，必将孕育出更多世界级的企业与创新成果，助力中国经济巨轮在不确定性的全球海洋中，把握方向、稳健前行，驶向更加宽广的高质量发展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