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引言

腐败，作为权力的痼疾，并非一国之独有，而是全球治理面临的共同挑战。不同国家与地区基于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反腐模式与教训。剖析这些“他山之石”，既能让我们洞察腐败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形态、新逻辑，也能为我们持续深化反腐败斗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治理镜鉴与路径启示。夲文着重列举以下六则案例，从不同侧面揭示这场全球性斗争的复杂图景。

案例一：美国CCI跨国行贿案——“长臂管辖”下的合规与博弈

· 案情概述： 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在十余年间，系统性地向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国企官员行贿。此案并非孤例，而是《反海外腐败法》（FCPA）执法的典型。

· 深度剖析： 此案充分展示了美国通过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的运作逻辑。FCPA不仅约束美国公司，也适用于在美国上市或进行交易的任何外国公司。其核心在于维护美国认定的“公平竞争”商业秩序，客观上对跨国商业贿赂形成了一定威慑。然而，这也成为美国输出法律标准、施加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工具，常引发司法主权争议。

· 治理镜鉴： 对中国而言，启示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将国际合规（包括FCPA、英国《反贿赂法》等）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完善的跨境廉洁风险防控体系。另一方面，中国需更主动地参与和引领国际反腐规则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公正的全球反腐败治理体系，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有效维护自身司法主权与企业合法权益。

案例二：沙特“反腐风暴”——权力重构下的雷霆手段与程序争议

· 案情概述： 2017年沙特王储主导的“反腐风暴”，以迅雷之势拘捕数百名权贵，震惊世界。其过程与结果充满戏剧性。

· 深度剖析： 这场行动本质上是沙特国内最高权力在转型期，以反腐为名进行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大规模重构。它短期内回收了巨额资产，震慑了旧有利益集团，巩固了改革派权威。然而，其以最高委员会命令形式进行，调查、谈判、资产追缴过程缺乏独立的司法程序和透明度，被国际社会诟病为“以反腐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

· 治理镜鉴： 它警示我们，反腐败的力度与效果令人瞩目，但其持久公信力与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强有力的政治决心是启动反腐的关键引擎，但若没有配套的法治化、程序化、透明化机制，其成果可能难以巩固，甚至可能损害法治精神。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强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正是为了避免此类争议，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案例三：韩国总统夫人金建希案——“第一家庭”阴影与制度性监督缺失

· 案情概述： 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被独立检察组以受贿等罪名公诉，引发宪政危机。案件直指最高权力“身边人”的腐败。

· 深度剖析： 此案是韩国“政商纠缠”与“裙带腐败”的又一缩影，凸显了对权力核心圈监督的极端困难。即使总统本人未被直接指控，但其亲属或亲信的违法行为，依然严重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根基。韩国虽有独立的检察官体系，但政治势力对检察权的渗透与争夺从未停止，影响了监督的纯粹性与效力。

· 治理镜鉴： 它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有效监督“关键少数”及其“身边人”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对此早有警惕，通过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范配偶子女从业行为等制度进行防范。此案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深化家风建设的必要性。它表明，必须设计出更具刚性、不受权力干扰的内部与外部监督制度，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其社会关系网络，都纳入有效的监督网络。

案例四：乌克兰能源部腐败案——战时状态下的反腐困局与机构博弈

· 案情概述：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在调查能源部高官涉腐案时，遭到国家安全局的公开阻挠，暴露了执法体系的内耗。

· 深度剖析： 此案发生在国家战争状态这一特殊背景下。它揭示了两个深层问题：一是腐败可能渗透至战时国家的核心命脉部门，严重损耗国家资源与凝聚力；二是当反腐机构与其他强力部门（尤其是情报安全部门）发生管辖权或利益冲突时，若缺乏更高层面的权威协调与清晰的法治框架，反腐行动极易陷入停滞，甚至引发政治危机。

· 治理镜鉴： 这对任何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考验。它强调，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权威必须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根本保障，其职权边界应清晰明确。同时，在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更需确保反腐机制的正常运转，防止以“大局”或“安全”为名掩盖腐败。中国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整合反腐败资源，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正是为了从体制上防止此类掣肘，确保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

案例五：中菲合作遣返红通人员郝某——国际司法协作的“天网”效力

· 案情概述： 在中菲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协作下，重要外逃人员郝某被成功遣返，是“天网行动”的最新战果。

· 深度剖析： 此案是双边国际司法执法合作的成功范例。它依赖于稳定的外交关系、生效的双边引渡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顺畅的警务与检务合作渠道，以及对彼此法律程序的尊重与互信。这需要长时间的制度构建与实务磨合。

· 治理镜鉴： 它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反腐败不可能闭门进行。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各国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履行义务，正是为了织密这张全球“天网”。未来的方向应是进一步拓展合作网络，攻克“引渡难”、“资产追回难”等实践障碍，并探索在数字时代追踪跨境资金流、证据固定的新合作模式，让外逃腐败分子彻底失去“避罪天堂”。

案例六：澳大利亚政治献金丑闻——“合法”外衣下的系统性风险

· 案情概述： 澳大利亚尽管清廉指数较高，但政治献金制度屡次引发争议，被质疑为合法化的利益输送通道。

· 深度剖析： 在西方多党政治体制下，政党竞选需要巨额资金，企业或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政策、获取合同，成为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腐败风险。尽管有申报门槛和透明度要求，但“灰色地带”始终存在，如通过关联方拆分捐赠、提供“非金钱利益”等。

· 治理镜鉴： 此案提醒我们，腐败的形态是不断演变的，制度设计必须穿透“合法形式”审视其“实质危害”。对于中国而言，这启示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并规范商业活动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边界。除了严禁领导干部直接受贿，还需加强对可能影响公权力行使的“软性”利益输送（如赞助、馈赠、期权安排等）的研究与规制，不断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净化经济与政治生态。

结语

综观这些国际案例，无论是跨国商业贿赂的复杂网络，还是国内政治中的裙带阴影；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权力重构，还是战时状态的执法困局；无论是国际合作的成功实践，还是合法形式下的制度漏洞，都共同指向了反腐败斗争的普遍规律与核心命题：

其一，腐败是权力的影子，监督制衡是永恒的主题。 无论何种政体，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监督必须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并最终依赖于法治的支撑。

其二，腐败形态随时代演变，治理工具需同步创新。 从直接贿赂到跨国洗钱，从权钱交易到政策寻租，反腐败的制度与手段必须具有前瞻性和穿透力，实现从“人防”到“技防”、从国内到跨境的全链条覆盖。

其三，反腐败既是法律战，也是政治战、人心战。 它需要高层的坚定决心作为引领，需要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更需要廉洁文化的培育作为根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关乎斗争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

其四，在全球化时代，单打独斗无法根除腐败。 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腐败犯罪，拒绝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和腐败资产的“保险箱”。

对于正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深化自我革命的中国而言，这些“他山之石”提供了宝贵的多维度参照。它们既印证了中国反腐败基本方略的正确性与必要性，也警示着前进道路上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我们应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汲取各国经验教训，同时立足本国国情，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走出一条代价更小、效果更好、更可持续的反腐败之路，为全球反腐败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