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与“持久战”

作者：金思宇

（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引言：权力的双刃与制度的缰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断言，如同悬在所有执政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两百多年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已给出了药方：“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时针拨至2026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攻坚期，权力的运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乎国运民生。面对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千古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的精髓与要害，在于“治权”。唯有将权力这一“最灵验的春药”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确保其不脱缰、不异化，真正成为服务人民的公器。

一、 镜鉴篇：高位巨贪的陨落与权力失控的深渊

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往往通过那些曾经位高权重者的跌落轨迹得以最直观的印证。近期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不仅是对腐败分子的雷霆惩戒，更是对“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铁律的深刻注脚。

1. 军工重器的“内鬼”：胡问鸣案的沉痛警示

* 【案例回溯】

中国船舶集团原董事长胡问鸣，曾是我国国防工业与船舶制造业的“掌门人”。然而，这位手握国家战略重器的“关键少数”，却将公权力异化为个人敛财的工具。其违纪违法行为跨越十余年，不仅涉及巨额经济贪腐，更在干部选拔、重大项目决策中滥用职权，严重破坏了军工央企的政治生态。

* 【深度剖析】

胡问鸣案的警示意义在于，当一个领域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衡时，即便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也可能成为个人寻租的“自留地”。这不仅是经济利益的流失，更是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潜在侵蚀。

2. 航空巨擘的崩塌：谭瑞松案的制度反思

* 【案例回溯】

2025年被查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曾被誉为“航空少帅”。调查发现，他在企业改制、人事安排中大搞“一言堂”，通过“特殊通道”为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导致数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 【深度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刘靖北教授指出，谭瑞松案是典型的“靠企吃企”。作为“一把手”，他将企业视为独立王国，民主集中制在其眼中形同虚设。这再次印证了孟德斯鸠的论断：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的深渊。

3. 地方大员的迷途：易鹏飞案的法治拷问

* 【案例回溯】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曾主政多个重要城市。其在任期内滥用职权，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公共财产损失数亿元，同时大肆收受贿赂。

* 【深度剖析】

易鹏飞案揭示了地方“一把手”权力失控的巨大破坏力。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公共利益受损，法治的尊严亦被践踏。这警示我们，对“关键少数”的监督，不能仅靠自律，必须依靠刚性的制度约束。

二、 借鉴篇：他山之石与全球反腐的制度智慧

在反腐败这一全球性课题上，闭门造车不可取，我们需要以开放的视野，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1. 新加坡：高薪养廉与“极权”反腐的结合

*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拥有极高的独立性和调查权限，直接对总理负责。其推行的“有罪推定”原则（即公务员财产与其收入不符且无法说明来源即视为贪污），以及对礼品收受的严格限额（超过80新元即违法），构建了严密的制度防线。

2. 香港：廉政公署的“三管齐下”

* 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成功在于其“执法、预防、教育”三位一体的模式。它不仅抓贪官，更主动入驻政府部门和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贪咨询），并通过教育将廉洁文化植入社会肌理。

3. 德国：制度补丁与多方制衡

* 德国医疗反腐的特点是持续的制度完善与多元监督体系。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合作评估要点、保险公司监督处方行为、以及DRGs付费系统等制度设计，从支付方式和行业规范上消除腐败动机。

【启示】

无论是新加坡、香港还是德国，其核心经验都指向一点：制度的笼子必须严密到无死角，监督的触角必须敏锐到能发现“微腐败”，且必须有独立权威的执行机构来保障落实。

三、 破局篇：以“穿透式”监督与“立体化”制度锁住权力

面对新形势下的腐败新动向（如隐性腐败、新型利益输送），我们必须在“制度笼子”的严密性、科学性和执行力上下更大功夫。

1. 制度设计：从“牛栏关猫”到“精密锁钥”

* 扎紧笼子： 针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如金融、国企、能源），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要像香港廉署那样，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流程，通过制度设计堵塞每一个可能的“跑冒滴漏”。

* 清单管理： 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让“一把手”的权力边界清晰可见，杜绝“暗箱操作”的空间。

2. 监督手段：从“平面巡查”到“穿透式”监管

* 科技赋能： 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资金流向、资源分配进行全流程、不可篡改的记录。让腐败行为无论披上何种“市场化”、“专业化”的外衣，都能被技术手段“穿透”识别。

* 专项巡视的“利剑”作用： 针对胡问鸣、谭瑞松案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必须深化政治巡视，开展机动式、点穴式的“专项巡视”。这种巡视要打破常规，直指病灶，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推动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

3. 惩治机制：从“个案查处”到“全链条”打击

* 行贿受贿一起查： 要打破“重受贿、轻行贿”的惯性，完善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切断腐败的利益链条。

* 追赃与惩戒并重： 对腐败所得不仅要全力追缴，更要对腐败分子的政治生命、职业生涯进行彻底清算，让其付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代价，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四、 比较篇：中外反腐的路径差异与治理效能

反腐是全球治理的共同课题，但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反腐的路径选择、手段运用及最终效能呈现出显著差异。将中国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件与国际上的同类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短板，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1. 打击力度与覆盖广度：中国“无禁区”与西方“政治秀”

* 中国案例（谭瑞松、胡问鸣案）：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数据显示，2000-2025年间，中国查处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500万。

* 国际案例（美国反腐风暴）： 西方反腐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常被批评为执政党借机清洗政敌的“政治秀”。其对“政治献金”、“旋转门”等制度性“合法腐败”往往束手无策。

* 对比结论： 中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能够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而西方分权制衡体制下的反腐，容易陷入党派斗争的泥潭。

2. 治理模式：中国“全周期管理”与西方“个案执法”

* 中国案例（湖北宜化集团系列腐败案）： 不仅限于惩治，更注重“后半篇文章”，通过“室组地企”联动机制，督促企业进行全面制度改革，实现了从“查处一案”到“治理一企”的转变。

* 国际案例（美国CCI跨国行贿案）： 多侧重于“个案执法”和“机构罚款”，往往“放过个人、重罚机构”，缺乏对腐败根源的系统性制度修复。

* 对比结论： 中国推行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是一种“全周期管理”思维，强调标本兼治；而西方更多依赖司法系统的“事后惩戒”。

3. 执法手段与技术支撑：中国“大数据穿透”与西方“吹哨人制度”

* 中国案例（周某某贪污挪用公款案）： 积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手段赋能反腐，让“微腐败”无所遁形。

* 国际案例（新加坡CPIB、美国吹哨人制度）： 依赖法律推定（如新加坡的“有罪推定”）和公民社会的监督力量（如美国的“吹哨人制度”）。

* 对比结论： 中国在反腐中展现出强大的“技术治理”能力；而国际经验在保护举报人权益、激发社会监督活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4. 总结：在“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

通过对中外反腐案例的横向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两种不同治理逻辑的轮廓。西方反腐体系，植根于其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往往在党派博弈中陷入“轮流坐庄”式的内耗，在“政治献金”与“旋转门”的合法外衣下显得束手无策，其执法手段虽专业，却常带有霸权色彩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相比之下，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我们不搞“纸牌屋”式的政治权谋，而是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零容忍”的政治决心，实现了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无禁区。从“打虎”拍蝇到“天网”追逃，从“以案促改”到“全周期管理”，中国模式不仅追求个案的突破，更致力于系统性治理和制度重塑，这是西方碎片化、事后性的执法模式难以企及的。

然而，对比亦是为了自省与超越。我们在发挥政治动员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国际成熟经验在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方面的长处。未来，中国反腐的深化方向，在于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法治动能，将运动式治理固化为长效机制。即：既要保持“中国式反腐”雷霆万钧的力度与决心，又要吸收借鉴国际上关于“合规建设”、“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先进理念，推动反腐败斗争从“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从“高压震慑”向“制度自觉”的更高阶段迈进。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廉洁治理现代化体系。

五、 展望篇：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影响与大国担当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也正在深刻影响全球治理格局。

* 打破“避罪天堂”神话： 通过“天网行动”和国际执法合作（如中柬联合执法、中菲合作遣返红通人员郝某），我们将外逃腐败分子从天涯海角缉拿归案，向世界宣告“海外不是法外”。

* 贡献“中国智慧”： 推动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中国正将自身的反腐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的公共产品，打破了西方在反腐议题上的“话语垄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反腐败治理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结语：永远在路上的“赶考”与未来的光明图景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从胡问鸣、谭瑞松等“大老虎”的落马，到中国反腐力量走向世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唯有以制度为鞘，以监督为锁，才能使其不伤及自身。

展望未来，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反腐败斗争不仅仅是一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战，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随着“穿透式”监管技术的日益成熟，随着“不能腐”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牢，我们将逐步构建起一个“权责清晰、流程透明、监督有力、制约有效”的现代化权力运行机制。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政治生态山清水秀、营商环境公平公正、干部作风清正廉洁的中国。那时，权力将真正回归其服务人民的本质属性，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引擎，而非阻碍发展的绊脚石。这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胜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自我革命，正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

让我们高举自我革命的伟大旗帜，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决心，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中国号巨轮在民族复兴的航程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