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2026年5月7日，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被认为是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各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当最终计票结果揭晓，这场政治测试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地震”。

执政党工党仅获约1063席，较2022年暴跌1486席，在多个传统“红墙”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反对党保守党仅获801席，净减563席，同样创下现代地方选举最差纪录。两党合计席位占比从历史均值约68%骤降至35%左右，英国传统的两党主导格局遭遇近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冲击。

改革党从2022年仅有的2席暴涨至1453席，增幅超过700倍，首次成为英格兰地方议会第一大党，在桑德兰、巴恩斯利、哈特尔浦等工党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地区实现全面突破，在埃塞克斯、诺福克等保守党票仓攻城略地。此外，自由民主党获844席，绿党获577席，苏格兰民族党以58席在苏格兰延续主导地位，威尔士民族党以43席跃升为威尔士第一大党，结束了工党自1999年地方分权以来在该地区的长期统治。

英国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格局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加速向多党竞争、政治碎片化方向演变。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正在英国的阵痛中开启。

一、“红墙”崩塌与“蓝墙”失守：传统两党何以同时溃败？

工党与保守党同步溃败，看似反常，实则有其深刻的逻辑必然性。两地虽分属不同政治光谱，却遭遇了相同的三位“杀手”：高通胀冲击、移民困局与政治失信的“三重叠加”。

首先是高通胀与生活成本的“寒流”席卷社会。 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物价同比上涨3.3%，虽较此前峰值有所回落，但能源、食品、房租等基本生活成本仍在持续攀升。经通胀调整的实际薪资涨幅仅为2.1%，远低于名义涨幅5.9%。选民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执政党，尤其是以工人阶层为传统基本盘的工党，其关键民生议题的支持率陷入历史低点。正如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恩·斯科特所指出的，不少选民认为工党和保守党政策趋同、丑闻缠身，且对政治现实反应迟钝，缺乏主动制定议程的能力。

其次是移民问题的持续发酵点燃了选民的愤怒。 2025年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入境人数达4.1万，为历史第二高。工党上台时承诺打击偷渡集团，但截至今年3月底的一年中，仍有约3.9万名移民乘船抵英。工党执政近两年来，两大传统政党在控制和减少非法移民方面均未取得令选民满意的成果，改革党则凭借“反移民、英国优先”的叙事精准切入，将高通胀、公共服务压力与移民问题直接挂钩，吸引大量传统工党工人阶层选民。前保守党高层、现为改革党成员的郑伟祺直言，“移民太多、税负太高，从道路坑洞到国民保健服务候诊名单，一切都不如人意。”

最深层的裂痕则在于政治信任体系的系统性崩塌。 斯塔默因任命卷入爱泼斯坦案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成为党内逼宫的导火索。剑桥公爵此前还因“赠品门”、幕僚内斗和政策反复，使原本建立在“清廉、专业”人设之上的执政信誉大幅受挫。一位伦敦市民对着镜头表达了他的普遍性绝望：“政府对经济处理非常糟糕，这届政府表现得相当差……能源账单和食品价格都在大幅上涨。”当改革党宣称其正在打破“左派与右派”的旧有框架，同时摧毁工党自一战结束以来长期主导的地区时，其论点具有极大的现实说服力。

深层次撕裂的根本，在于英国经济的沉疴积弊与产业空心化。 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萎缩，脱欧溢出效应持续显现，商业投资持续低迷。当经济不再高速增长，英国的党派政治便开始陷入残酷的零和切割。选民对两党在持续紧缩中“谁在台上谁挨骂”的循环感到厌倦，转而被改革党煽动性的、指向外部原因的叙事所吸引。

二、“情绪愤怒”能转化为“有效治理”吗？改革党的“攻守悖论”

改革党以黑马姿态横空出世，本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众“情绪清仓”。但历史反复证明：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从“抗议党”到“执政党”的门槛，是一道绝大多数民粹势力都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从独立党到脱欧党，英国本土不缺单一议题驱动的民粹黑马快速陨落的先例。

改革党目前正卡在“攻守悖论”的困局中挣扎。 不攻，无法继续收割传统政党的失地；欲守，则暴露出治理能力的“三无”短板。其一，无人才储备与组织根基。 名单上充斥着大量缺乏经验的“素人议员”——18岁当选郡议会主席、22岁负责社会福利，这些博眼球的新闻背后，是仅17%的市政治理经验占比（传统政党为63%）。党内高度依赖法拉奇个人魅力，风险高度集中。

其二，无可操作的财政政策。 在地方层面，执政关键在垃圾清运、道路维修等“针头线脑”般的细节。然而改革党试点中的“效率审查”被质疑缺乏专业模型，其试图“削减气候变化与多元化支出”以削减市政税的做法，很快在法定服务的硬约束下被迫停摆。当削减护理预算换来首年冻结，却在次年因财政缺口不得不回调增幅时，选民将看到“减税承诺”背后服务缩水和政策跳票的代价。部分控制区已出现垃圾回收频次下降、居民投诉激增的先兆。

其三，无可持续的治理方案。 放眼2029年大选纲领，改革党规划的法拉奇版“遣返指挥部”与终止净零排放的计划，多依靠“减法逻辑”，缺乏对《欧洲人权公约》法律壁垒和巨额财政资金缺口的有效回应。

换言之，改革党赢的不是治理方案的胜利，而是对手彻底溃败下的“捡漏”。 选民投票给它，不是因为相信它能带来美好的未来，而是为了给让他们失望的传统政党一个狠狠的教训——高达62%的选民承认其投票仅为“惩罚传统政党”。当这种“惩罚性投票”在部分地方执政的实绩考核面前退潮时，改革党将面临从“媒体宠儿”到“众矢之的”的逆转。

三、从“两党轮换”走向“悬峙常态”：英国民主的阵痛与转型

放眼长远，无论改革党最终走向何方，此次地方选举本身最深远的影响，是它宣示了一种结构的质变——英国政治从此告别了稳定的“两党轮换”，正式迈入了“无绝对多数”的政治常态化时代。

苏格兰民族党第五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威尔士由民族党与改革党割据、自由民主党与绿党在多座城市盘踞，都直接宣告了政治力量的高度碎片化。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托尼·特拉弗斯判断，英国正不可逆地从两党制转向“多党分割”的永久性格局。这种格局的直接后果，将在2029年全国大选引爆。若选民持续抛弃传统两党，悬浮议会将彻底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大党都必须与改革党、自由民主党等小党进行艰难冗长的利益交换才能组阁。

这是英国民主体制的阵痛。它打破了旧有的稳定，也蕴含着新的可能。但也有分析提醒，不宜简单地将地方选举与大选的投票结果画等号，有学者指出，选民在地方选举与大选中的投票取向往往有明显差异。但这恰恰是改革党面临的核心挑战：传统两党的选民基础正在瓦解，而谁将成为这场裂变的最大赢家，取决于未来几年谁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治理方案，而非仅仅制造愤怒。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的政坛将如同行走在钢丝绳上：一方面，需要在新出现的多极力量中谨慎寻求平衡；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下方躁动不安的民意深渊保持敬畏。

此次地方选举是以血淋淋的席位数字，向英国政治精英发出的最清晰信号：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时代已经翻篇。 工党与保守党若仍沉湎于过去轮流坐庄的旧梦中，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红墙”或“蓝墙”的版图，很可能是在2029年终结一个持续了百年的政治周期。

作者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