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经济学家、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

引言：价值认知的范式革命

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迁都伴随着价值理论的深刻重构。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轰鸣声中诞生的劳动价值论，到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兴起，再到当前人工智能重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智能经济新阶段，价值创造的内涵始终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动态调整。

当前，中国民营经济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虽然面临着民间投资结构分化、AI技术加速替代传统劳动力等挑战，但我们也看到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向新”“向优”洪流。当DeepSeek在2025年初以突破性的技术引发全球关注，当宇树科技的机器人登上国际舞台，当深圳华强北的个体商户通过跨境电商开辟万亿市场，这些鲜活的实践早已超越了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范畴。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所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而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函数的今天，企业家正是将这种创新转化为现实价值的核心枢纽。

一、现实困境与结构跃迁：民间投资的新常态

（一）数据背后的深层矛盾与结构优化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宏观因素影响，202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虽整体承压（同比下降3.8%），但民间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质变。传统的以房地产和一般制造业为主的模式正逐步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对新技术、新基建的集中布局。2025年，制造业民间投资依然实现了0.6%的增长，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高达17.5%，信息服务、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8.4%和16.9%。

这一“量减质升”的现象背后，存在三个结构性的新矛盾：

1. 要素错配与政策滞后：虽然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在核心资源获取上，民营企业仍面临“玻璃门”。

2. 价值认知的观念冲突：尽管“剥削论”已逐渐弱化，但社会对企业家通过数据要素、算法优化获得的“超额利润”仍存有“垄断收益”的误读，导致部分企业研发投入趋于保守。

3. 技术替代的就业悖论：人社部预测AI人才缺口已超500万，但另一方面，重复性岗位面临替代风险。若沿用传统价值分配理论，企业主可能加速“机器换人”，引发“技术性失业”恐慌。

（二）理论滞后的实践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2025）表明，传统理论的惯性仍在抑制创新动力。例如，许多制造业企业主因担心“机器替代人”的舆论压力而暂缓技改，尽管AI改造可使生产效率提升40%以上。这迫切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对企业家在AI时代的新角色进行重新定义。

二、政策演进：从制度松绑到要素激活

中国共产党对价值创造理论的认知在二十届四中全会（2025）后进入了新阶段。会议提出的 “要素贡献动态评估机制” ，强调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政策落地的实践样本：

1. 重庆璧山“精准滴灌”模式：工商联创新民营经济质效评价机制，从“开放度、成长度、景气度”等6维度91项指标为企业画像，通过“企业之家”平台实现诉求闭环解决，已累计为辖区企业提供贷款支持86.2亿元。

2. 杭州“六小龙”现象：以DeepSeek、宇树科技、游戏科学为代表的民营科技企业集体爆发，验证了“民营科技型企业家+青年创新人才+风险资本”的协同价值创造模式。

三、企业家价值的五维重构：AI时代的“新质企业家”

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家的价值已从传统的“组织生产”升维为 “生态构建与风险博弈”。

（一）复杂劳动的复合性价值：从“管理者”到“架构师”

现代企业家的劳动已演变为“组织化创新”。以宁德时代曾毓群为例，其重构电池产业链不仅涉及技术研发，更包含对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对冲，这种“系统性复杂劳动”的价值是传统简单劳动的几何倍数。

（二）管理才能的系统性价值：人机协同的效率革命

AI时代的管理不再是管人，而是管理“人机接口”。海尔“人单合一”模式与AI结合后，组织响应速度提升3倍。在AI赋能下，管理者的核心价值在于优化“智能体”（AI Agent）与人类的协作流程，实现“减量化”劳动下的高产出。

（三）创新活动的突破性价值：科学家的冒险精神

杭州“六小龙”的崛起表明，企业家正在向“科技型企业家”进化。深度求索（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他们不仅是商人，更是具备科学家精神的探索者。他们敢于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始创新，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承担是AI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

（四）资本配置的协同性价值：耐心资本的培育者

美的、平安等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家作为“资本指挥家”的角色在强化。特别是在杭州，政府引导基金与民间资本的“1：7”撬动效应，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在激活社会资本、形成“耐心资本”中的关键作用。

（五）风险承担的终极性价值：对抗“算法”的确定性

AI基于历史数据决策，而企业家基于“非理性”的直觉预判未来。马斯克投资特斯拉和SpaceX时，所有数据模型都显示失败，但他看到了数据之外的“可能性”。这种 “奈特不确定性” （Knightian Uncertainty）的承担者，只能是企业家，而非算法。

四、价值创新：构建“数据-劳动-资本”三元价值论

（一）价值认知的范式升级：TFP成为核心标尺

国家正推动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十五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意味着，未来的价值衡量不再是看投了多少人、烧了多少钱，而是看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提升。必须建立“动态价值创造观”，承认数据作为独立要素，在与劳动、资本结合时产生的乘数效应。

（二）分配机制的深化改革：向“人机协同”倾斜

1. “智能代理”型劳动：国家发改委在2025年明确指出，要培育“智能代理”这一新型工作形态，劳动者借助AI工具形成“数字分身”，这种高附加值劳动应在分配中获得更高回报。

2. 全民基本收入（UBI）试验：参考杭州、深圳等地探索的“数字红利分享计划”，通过税收调节机制，将被AI替代的劳动力转化为享受红利的消费者，打通“失业-消费萎缩”的堵点。

五、创新文化：培育容忍“聪明失败”的生态

杭州“六小龙”的成功出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浙江省践行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的原则，甚至在创新企业未成名前允许其在“无人区”自由探索。这种文化生态比任何补贴都珍贵。我们需要建立“创新失败补偿基金”和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将因探索前沿技术而导致的失败与低水平的经营不善区分开来，让民营企业敢于押注未来。

六、结语：迈向价值创造的新纪元

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方式的时代浪潮中，价值理论的革新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突破“劳动一元论”的认知桎梏，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承认数据与企业家精神协同创造价值的新理论框架。

2026年，随着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落地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深入实施，中国民营经济正迎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关键转折点。正如魏江教授所言，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 “科技型民营企业家” 正在成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灵魂。

这场价值认知的范式革命，不仅关乎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径。当理论突破、制度创新与文化重塑形成合力时，中国民营经济必将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价值创造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