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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引言 202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被国际舆论称为“历史性”的全球态度调查报告。在覆盖36个国家、42151名受访者的调研中，27个国家民众对中国好感度高于美国，中国好感度中位数达46%，美国仅为36%——这是皮尤自2002年持续追踪中美国际形象以来首次出现全局性反转。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称，这是皮尤开展相关追踪调查二十多年来首次出现中国在如此多国家整体形象超过美国的情况。与此同时，盖洛普公司发布的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领导力民调显示，36%的受访者认可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美国的仅为31%，5个百分点的差距创下近20年来最大值，全球对美国领导力的不满意度同期升至历史峰值48%。两大权威机构的同期数据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幅全球民意格局深刻重塑的时代图景。 这一民意变迁不会直接扭转中美战略竞争的底层格局，但正在重塑两国外交博弈的外部舆论环境，改变双方动员国际资源、争取伙伴支持的成本与约束条件，成为大国博弈中不可忽视的软性变量。本文将从数据实证、深层动因、多维影响与趋势预测四个层面，系统分析全球民意转向对中美外交的深层影响。 一、权威民调数据：全球好感度格局的历史性重构 （一）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传统盟友阵营的信任裂痕 2026年皮尤调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并非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一贯的良好形象，而是美国传统盟友阵营内部的民意转向。以加拿大为例，2023年加拿大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高达57%，对中国仅为14%，两者差距悬殊；而到2026年，4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骤降至33%，发生近乎翻转的变化。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核心盟友也呈现类似趋势。西班牙、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希腊和加拿大是近年来对中国观感改善最明显的国家。皮尤研究员乔纳森·舒尔曼指出，尽管皮尤曾两度观察到美国国际形象明显下滑——分别发生在2008年布什总统任期结束时和2017年特朗普首次执政初期——但即使在那些时期，中国的国际评价通常也只是与美国相当或略低，从未像2026年一样在如此多国家实现反超。 在发展中国家，好感度的结构性基础更为坚实。皮尤在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专项调研发现，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南非为例，72%的受访者视中国为可靠伙伴，认可美国的仅为46%；64%的南非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较2023年的47%大幅提升。尼日利亚知名媒体人埃梅坞撰文指出，尼日利亚有78%的受访者更支持中国，加纳、肯尼亚和南非也呈现类似结果。 （二）盖洛普全球领导力民调：多极化趋势的制度性确认 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领导力认可度均值从2024年的39%骤降至2025年的31%，重回此前低点；而中国认可度从32%升至36%。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美最大差距。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支持率在44国骤降超10个百分点，仅7国出现相似增幅。在北约盟国中的跌幅尤为显著：德国、葡萄牙、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均大幅下滑；有23个国家对中国领导力的满意度提高超过10%。 报告特别指出，此项民调早于2026年初发生的几项重大事件，包括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以及2月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2026年全年的实际差距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呈现的更为悬殊。盖洛普总结认为，过去20年美国领导力认可度的变化，反映世界正朝更“多极化”的秩序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友）可能更倾向于在大国间平衡关系，而非明确站队。这一判断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美国主导的“民主对威权”二元叙事正在失去动员力，多极化秩序下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显著扩大。 （三）欧洲信任崩塌：跨大西洋关系的“民意塌方” 2026年6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引起广泛震动。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创历史新低。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并非盟友，只是“必要的伙伴”，25%的人将其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 与此同时，伦敦独立民调机构“第一公众”发布的覆盖24个欧盟国家的民调显示，43%的欧盟受访者预计10年后中国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仅27%选择美国。在24个国家中有23个的大多数受访者看好中国将成为未来头号贸易伙伴。该民调主管塞布·赖德分析指出，“依赖中国更像是一种必然，任何试图减少这种依赖的努力都只是一厢情愿”，“对许多欧洲人而言，美国变得‘可有可无’，而中国则‘不可或缺’”。欧盟民众对华“脱钩”意愿低迷：38%的受访者认为减少对华依赖“听起来不错，但不切实际”，这一观点在除瑞典和丹麦外的所有国家均占主导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代际差异的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委托法国民意调查机构CSA开展的大型民调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万名18至35岁青年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94%预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72%倾向于将欧中关系界定为友好或以合作为主。这一代际民意基础预示着中欧关系的长期发展潜力。 （四）美国本土民意：对华认知的理性回归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与中国开展接触合作，仅40%主张限制中国崛起；将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的美国民众比例从42%降至28%，多数人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而非敌人。特朗普本人的国内支持率徘徊在40%左右，57%的民众认为其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国际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5月，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指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贸易战时不同，当下中国不仅有‘招架之功’，也有对等反制的‘还手之力’。美国现在不断改弦更张，自身正处于急剧变化过程，它也意识到，打压中国可能导致‘自身更痛’。”这一判断从美国政策界视角印证了美国国内对华认知的务实化转向。 二、全球民意转向的深层动因 第一，美国单边主义对自身软实力的系统性透支。 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文明联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等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覆盖气候、移民、能源、人权、经济发展、法律合作等多个领域。南非《星报》犀利指出：“只要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无法完全满足其霸权诉求，甚至对其单边行径形成制约，美国便会毫不犹豫地‘退群’。”这种规模空前的“退群”行为使全球民众普遍认为美国不再是稳定和平的维护者。 第二，中国发展导向外交契合全球南方核心诉求。 美国中国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弗雷德·滕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稳定和繁荣，同时持续扩大与其他国家在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种基于具体项目的务实合作，直接助力当地民生与发展，构成了所在地民众对华正面认知的坚实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获得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扩员至88国。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非洲晴雨表2026年对38个非洲国家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认可中国对非 engagement，高于对美国的53%。Ichikowitz家庭基金会的非洲青年调查更显示，36个国家中95%的受访者视中国为盟友，美国则为88%。 第三，认知差异的结构性根源：获得感与不确定性的分野。 彭博社评论指出，对发达国家民众而言，对华好感度上升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美国政策的失望情绪转移；而对发展中国家民众来说，这种好感度建立在更直接的获得感与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认同之上。中国提供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路径——从雅万高铁到中老铁路，从基础设施到平价商品，这些具象化的项目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硬支撑”；而美国“交易式外交”带来的则是不确定性与风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庄嘉颖指出，“美国政策的波动性，包括使用武力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第四，“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 俄罗斯罗米尔调查中心2026年3月公布的覆盖20个国家、24448名受访者的国际研究显示，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预期最为显著：南非83%、巴西72%、土耳其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有54%的美国受访者、57%的瑞士受访者、53%的欧盟受访者预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不断提高。罗米尔调查中心创始人安德烈·米列欣评论道：“中国不再被视为一个临时性角色，而是长期的全球影响力中心。在公众意识中，世界体系内的力量分布已发生调整的观念正在加强。” 三、权威专家观点解读 傅立民（尼克松访华时期首席翻译、美国前资深外交官）： 中美关系需要回归《上海公报》的务实精神。傅立民在多次访谈中表示，中美需要重新认识接触的重要性，以务实的态度进行互动，而非被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他强调，民意变化说明单纯对抗不符合两国民众利益，大国之间必须保持持续接触；民间认知是大国关系的基石，忽视民心，任何强硬外交策略都难以长期维持。民意不直接决定政策，但会持续抬高极端政策的政治成本。 劳拉·西尔弗（皮尤研究中心全球研究部副主任）： 在2026年8月于北京举办的“全球认知之变与中国发展未来国际研讨会”上，西尔弗在特别演讲中表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显著改善，中国被视为有助于和平稳定的力量。她指出，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善，部分地区的对华好感度已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在评价不同的全球性大国时，如果一国被视为不太可靠，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贡献较小，对另一国的看法可能会随之改善，“在全球影响力的博弈中，中国相对美国正处于上升态势”。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 王辉耀指出，美方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贸易战时不同，当下中国不仅有“招架之功”，也有对等反制的“还手之力”。他判断，未来不再是简单的中国对西方格局，“中美欧可能形成新时代的‘三国演义’（G3）”，欧洲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像东盟国家一样“不选边站”。他进一步提出“所谓‘中国冲击’实为‘未来冲击’”的判断，指出中国推动的是“在当地制造、在当地就业、在当地纳税”的新模式，通过投资建厂、技术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各国形成利益共同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约书亚·库兰齐克：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形象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则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这一判断表明，中国展现出的战略定力与政策连贯性，在当今日益稀缺的国际关系中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吸引力。 国内国际关系学者观点：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提出，全球民意反转的核心动因是美国单边主义透支自身软实力，而中国以发展合作、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外交叙事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同时学者普遍提醒，民意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存在“脱节效应”：很多国家民众对华好感上升，但出于安全同盟、地缘风险考量，政府仍然会在安全议题上配合美国。民意只能提高美国组建反华阵营的成本，很难直接瓦解军事同盟体系。 四、对中美外交的多维影响 （一）美国构建全球对华排他阵营的难度显著增加 过去美国依靠“民主对威权”二元叙事，比较容易动员盟友共同对华施压。全球民意变化后，各国政府在选边站队时，必须权衡国内民意压力，不再愿意无条件跟随美国实施对华遏制。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调查显示，仅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近半数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美国推动G7、AUKUS等小圈子对华议程，需要投入更多外交资源进行游说，盟友内部出现更多保留意见。 在联合国、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多边主义主张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理解。2026年9月公布的金砖国家新德里宣言强调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参与；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通过了安全、经济、人文合作等多项文件。正如王辉耀在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上所指出的，金砖、上合组织等新兴机制“不是为了推倒现有体系，而是推动其改革，使国际决策机制更好地反映今天的世界。多极化也不是大国对抗的另一种说法”。 （二）约束美国极端对华策略，倒逼双方保留危机管控渠道 美国国内与全球舆论对美国政府无底线对抗形成约束。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阐释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经贸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推动中美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指出，这一安排落地后，不仅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也将为全球开放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双方达成继续暂停相互加征关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等务实经贸合作成果；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谢锋大使在随后接受《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此访“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对华打压仍在持续强化。2026年4月，美国商务部再次收紧对华芯片管制，要求暂停向华虹半导体供应设备。美国国会多位议员共同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意图通过加强出口管制确保“对手国家”无法从美国及其盟国购买关键半导体制造设备。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在接受《世界知识》专访时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面仍在，但目标和手段“趋向务实”，在避免冲突、适度合作等方面向中方主张的原则靠拢。这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管控分歧”与“技术竞争”并行不悖的双轨格局。 （三）提升中国软实力，拓展外交工具箱 中国软实力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以73.5分位居全球第二，评分较去年大幅跃升9位，是全球软实力排名前10中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多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则是评分下降最多的国家，“国际声誉”指标排名下降11位，首次被中国超越。报告指出，中国软实力持续提升得益于长期规划，包括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改革、打造全球产品品牌以及促进文化交流等。 在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层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正在产生显著效果。海外社交媒体上掀起“成为中国人”“最中国”等风潮，“中国游”“中国购”“中式生活”正成为席卷世界的新潮流。英国老牌杂志《Time Out》发布的2026年全球50座最佳城市排行榜中，上海强势跃居全球第二，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城市。 在科技与全球治理领域，2026年7月，中国同28个国家共同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成为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行动。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思衡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通过技术共享赋能全球发展事业。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四）民意存在显著分化，效果存在边界 全球民意并非铁板一块。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态势报告》显示，在“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假设性问题中，52%的受访者选择中国，48%选择美国，中国重新夺回领先位置，扭转了去年落后于美方的态势。从国别来看，倾向中国的受访者在印度尼西亚占80.1%，马来西亚占68.0%，新加坡占66.3%，泰国占55%，文莱占53.5%。报告指出，与中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国家更倾向北京，而美国的传统安全伙伴，特别是菲律宾（76.8%支持美国），仍坚定地与华盛顿保持一致。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在亚洲的两个“核心盟友”——韩国与日本，对美国的信任度同时出现动摇。在日本，2022年有76%的人认为美国可靠，2026年这一比例降至59%。即使在同盟安全框架依然塑造民意底色的国家，对美信任的侵蚀也在加速。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指出，“从中美两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策理念与实际影响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向中国靠拢，这一趋势合乎情理。中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坚持不强迫任何国家选边站队，从不制造阵营对抗，始终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卓华则强调，东南亚地区整体的对华观感和信任度持续上升，“这表明中国的睦邻政策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这是具体可见的”。 民意是软性力量，无法抵消军事、安全同盟这类硬实力因素。东南亚52%对48%的微弱差距，反映的是战略格局的深度分裂，而非向某一方的决定性转向。国家政策选择并不完全跟随民众好感度走，很多国家政府依然会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同时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奉行“两面平衡”策略。 （五）倒逼中美双方重视人文交流，夯实民间基础 全球民心的变动，让两国决策层意识到民间认知是大国关系的底层支撑。2026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习近平主席致贺信，为新时代中美人文交流发展明确方向。 在青年交流方面，“5年邀请5万美国青少年来华”倡议已提前实现目标。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进一步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中美青少年的双向奔赴成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生动注脚。两国元首同意将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把中美民间友好的桥梁打造得更宽更牢。 中美人文交流已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交往格局。从“汉语桥”美国青年学生来华研学，到中美青少年音乐文化交流营，从“知音计划”到中美青年乒乓球友谊赛，交流形式不断丰富、机制日益完善。教育交流已形成覆盖高校合作、青年交流、科研协同、人文互鉴等多个层面的交流网络，中美之间已建立288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人文交流虽然见效慢，但能够持续塑造长期民意走向，为高层外交提供更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未来趋势研判 趋势一：民意周期性波动，正向趋势可能反复。 民意对国际事件高度敏感，一旦爆发地缘冲突、贸易摩擦、媒体负面事件，各国舆论会快速回调。尤其在美国大选周期，政客会周期性炒作对华对立议题，短期扭转美国国内舆论。中国需要建立民意跟踪与快速反应机制，增强应对舆论波动的韧性。 趋势二：中美“竞争共存、危机管控”成为长期外交主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陈光炎提出的“中美主导-依赖悖论”深刻揭示了未来中美关系的本质：双方最大的战略优势恰恰建立在彼此深度依赖之上。美国仍掌握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设计、高端AI芯片及关键制造设备；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体系、约九成的稀土精炼能力以及众多关键工业供应链。未来真正的焦点不是竞争是否继续，而是“谁能在相互依赖中取得更大的战略主导权”。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双方管控分歧的制度化努力。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从初夏时分的北京会晤到金秋时节的华盛顿重聚——展现出双方对最高领导人良好工作关系的珍视，以及希望抓住契机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承诺。在气候、公共卫生、宏观经济、禁毒等全球性议题上，双方存在合作空间；高科技、地缘安全领域竞争持续。但技术领域的“选择性脱钩”与经贸领域的“选择性合作”并行，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趋势三：全球外交格局加速走向多元平衡。 盖洛普报告明确指出世界正朝更“多极化”的秩序发展，许多国家更倾向于在大国间平衡关系而非明确站队。“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群体的崛起，使得中美博弈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第三方国家的议价能力持续上升。金砖国家新德里宣言强调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参与，上合组织持续扩容，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号召力愈发凸显，这确实让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日益上升的地位。 趋势四：中美公共外交博弈进一步升级。 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从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名跃升至第二位，到入境旅游人数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正在将经贸合作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国际信任。美国也会继续利用媒体网络修正自身受损形象。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呈现出去中心化、社交化的新特征，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新传播技术的运用，将成为公共外交博弈的新维度。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理念正在通过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等具体行动转化为现实，这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趋势五：多边机制的竞争与合作将同步深化。 在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气候变化谈判等多边议程中，中美将围绕规则制定权展开更激烈的博弈。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代表性，反映了更广泛的改革诉求。截至2026年1月，亚投行累计批准361个项目、融资近700亿美元；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139个项目、融资429亿美元。金砖扩员、上合组织功能拓展与美国主导的G7、AUKUS等机制之间的张力，将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 结语 特朗普一系列单边政策触发的全球民意转向，削弱了美国动员全球围堵中国的能力，抬高了单边对抗的政治代价，改善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皮尤与盖洛普等权威机构的系统数据共同表明，这一转向具有结构性、跨区域的深层特征，并非短期波动。从皮尤调查中27国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到盖洛普民调中中国领导力认可度领先5个百分点创20年最大差距，从欧洲11%的盟友认同率断崖式下跌，到非洲62%对53%的鲜明对比，从全球软实力指数中国跃升至第二位，到东南亚52%对48%的历史性翻转，这些来自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数据共同勾勒出一幅全球民意格局深刻重塑的时代图景。 但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面不会因此改变。民意属于外交博弈的“加分项”，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结构性分歧。民意与政策之间存在“脱节效应”，安全同盟、地缘风险等硬实力因素仍然主导着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欧洲民意的“对美失望但不亲华”、东南亚民意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都表明民意转向的实际外交效果存在明显的边界与约束。正如陈光炎教授所揭示的“主导-依赖悖论”，中美之间的深度相互依赖既是竞争的根源，也是合作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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